1935年，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共产国际领导人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合影（前排左起：季米特洛夫、陶里亚蒂、弗洛安、王明）

在中国革命历史上，王明基本上以教条主义者、机会主义者代表的反面教材面目出现，他被广泛认为在1931年1月到1935年1月期间犯了严重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给中国革命事业造成重大的损失。但观其一生，也不能说王明一件好事没办，他办的最出名的好事，就是撰写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

提起《八一宣言》就不得不说季米特洛夫。季米特洛夫，是共产国际著名领导人。

1934年2月27日，以“国会纵火案”在莱比锡审判中获得巨大国际声誉的季米特洛夫，获释后抵达苏联。季米特洛夫对希特勒法西斯的残暴有切身体会。他从斗争实践中得出结论：迫切的任务是联合所有力量，结成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他成为共产国际新的主要领导人后，便立即把这一想法付诸实施。

1935年七八月间，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会上，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作了《关于法西斯的进攻以及共产国际在争取工人阶级团结起来反对法西斯的斗争中的任务》的报告。报告提出，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首要任务，在于建立广泛的反帝民族统一战线，为驱逐帝国主义和争取国家独立而斗争。并明确表示：“我们赞同英勇的兄弟的中国共产党这一倡议：同中国一切决心真正救国救民的有组织的力量结成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广泛的反帝统一战线。”

1935年6月初，即在王明去莫斯科疗养后从基斯洛沃德斯克回来的第一天，他在和来看望他的同志们谈话时就曾说过:“日本加紧了对华北的侵略，形势很紧张。还在基斯洛沃德斯克疗养院里我就想到，必须以中共中央的名义起草并发表一份新的文件，以便进一步贯彻共产国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第二天他就开始写《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后来叫做《八一宣言》的文件。一连3天，他一直工作到深夜3点，首先完成了草稿。第4天，他又进行修改。第5天就召开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会议来讨论这个草稿。讨论持续了好几天，会上，王明作了关于起草告同胞书的报告，而后又在讨论结束时发了言。

宣言的核心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全中国统一的抗日联军。“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愿意做成立这种国防政府的发起人”“红军绝对首先加入联军，以尽抗日救国的天职”。

8月1日，中共代表团制定的《八一宣言》经共产国际审阅通过，以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表。这一宣言，是对季米特洛夫提出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一个具体配合。

9月中旬，中共代表团写信给在美国的中共党组织，寄去《八一宣言》。指示他们铅印3万到5万份，设法巧妙地寄给中国包括南京政府在内的各个政府、军队、机关、党派、报馆及社会团体等；还要他们寄给包括蒋介石在内的军政要人。

不久，《八一宣言》通过法国、美国和香港等多种途径传到中国国内。

这时的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正在艰难的长征途中，并未获悉宣言的内容，但已从华北事变使民族危机加深的形势出发，开始考虑建立更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

1935年11月，共产国际为了传达第七次代表大会的精神，让久已失去联系的中国共产党了解和执行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这个新方针，同时恢复和中共中央的联系，决定由中共代表团派人回国。

这种任务首先就是风险，首先需要的就是勇气，王明绝不会承担这个任务。这不是在灯火辉煌的会议大厅大吹大擂那些激起一阵又一阵热烈掌声和纵情欢呼的随意炮制的数字，而是要回到阴冷的、黑暗的、白色恐怖的、到处悬挂着共产党人头的世界中去，寻找自己写在纸面上那些辉煌的数字和代表这些数字的仍在舍身奋斗者，派准去为好呢？

“经过慎重考虑”，他们选定了张浩。

张浩又名林育英，林彪的堂兄，1922年2月加入共产党，长期从事工人运动。来莫斯科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之前，在东北坐了一年多日本人的监狱。狱中受尽严刑拷打，始终不屈，在党内有“钢人”之称。相较之下，王明在上海一次被捕，为赶紧找人营救自己，不惜暴露党内同志的地址，一出狱就挨了党内警告处分。与“钢人”相比，泥人而已。 如此任务，非钢人莫属。

张浩领受任务后，装扮成从蒙古回来的商人，跨越沙漠经由内蒙古，于11月中旬到达陕甘边区的边缘地区——定边。这时长征的红军已经到达陕北。从定边开始，边区赤卫队一直把张浩送到了瓦窑堡。

在瓦窑堡见到中共中央总负责人张闻天，这样一来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和《八一宣言》终于传达。

《八一宣言》成为推动第二次国共合作的重要文件，意味着中共关门主义的结束，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开始。